“四一二”政变后的1927年5月，从上海脱险的周恩来来到当时的中共中央所在地武汉，就任中央军事部长。鉴于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失败，他认识到，斗争方式必须更加隐蔽。于是，他倡议并主持成立了特务工作处，隶属于中央军事部，分设特务、情报、保卫等4股，以情报工作为主。11月，中共中央改组特务工作处，在上海成立中央特科，继续由周恩来领导。中央特科设立总务、情报、行动和交通4个科，任务包括：保证中共中央领导机构的安全，收集掌握情报，镇压叛徒，营救被捕同志，建立秘密电台。其中，行动科又称红队，一项主要任务就是除掉叛徒。如时任行动科科长的顾顺章就曾带队清除出卖彭湃（1896—1929）的叛徒白鑫（曾任中央军委秘书）。
当时，“特科获取情报的主要方式有两种：‘打进去’和‘拉出来’。前者即选派干练人员打进敌方重要部门；后者即设法将敌方重要部门人员争取过来，为我提供秘密情报”。
当时，国民党方面陈立夫的党务调查科为扩充特务人员，开办无线电培训班，周恩来便派遣李克农、钱壮飞、胡底三人投考，并陆续在“中统”内部取得要职，后被称为“龙潭三杰”（亦称“前三杰”）。
李克农的保密工作做得很好，他的儿子都上高中了，还不知道父亲是干什么的。有一次，儿子偶然发现枕头底下有一把手枪，就问李克农是怎么回事，李克农说：“爸爸干的是公家的事，你不要问。”
胡底则被调往天津，并顺利掌控了北方机关的情报；钱壮飞则当上了“中统”领导徐恩曾的机要秘书。
中共特科“拉出来”的第一个人是国民党派驻上海的第一个特务鲍君甫。鲍君甫是中央特科成员陈养山的密友，一边想帮共产党做事，一边又想搞点共产党的情报去应付国民党。
周恩来认为，鲍君甫虽在政治上不很可靠，但对中共地下工作非常有用，便批准由陈养山与他单线联系，对他加强教育，为我所用。后来，在清除叛徒白鑫和营救彭湃、任弼时的行动中，鲍君甫提供的情报确实也起到了一定作用。
上海滩帮会大佬杜月笙的顾问杨度（1875—1931）也被“拉出来”。杨度早年接受康有为、梁启超的维新思想，与袁世凯私交颇深，袁世凯称其“精通宪法，才堪大用”。后来，杨度通过孙中山认识了李大钊，世界观开始改变。
杨度
1929年，潘汉年打算介绍杨度加入中国共产党。周恩来考虑到杨度的知名度很高，在上海的白色恐怖氛围中，这样一个与各界都有广泛联系的消息灵通人士，能发挥很大作用，于是批准了54岁的杨度成为中共秘密党员。据在周恩来身边长大的周秉德回忆——
“杨度还出庭为被捕的恽代英辩护。恽代英很硬气，一直不承认自己是恽代英，而是坚称自己的化名，国民党也被弄糊涂了。可惜，就在恽代英快要被提前释放时，中央特科行动科科长顾顺章被捕了，生活日渐腐化的他当晚就叛变了，还把恽代英出卖了，恽代英没过几天就被蒋介石的刽子手处决。”
“顾顺章认识全部特科人员，掌握几乎全部秘密地址，只要他开口，中共中央机关就会被一网打尽！不过，顾顺章说要见到蒋介石才能提供全部情报。捕获顾顺章的武汉行营侦缉处急着邀功请赏，先向党务调查科报告了顾顺章已叛变的消息。”
顾顺章
之后，武汉向南京连发6封紧急电报。“当时正好是周末，徐恩曾跑到上海玩儿去了，武汉来的电报全部落入钱壮飞手中。钱壮飞立刻让女婿刘杞夫到上海向李克农报告。李克农顾不得安置家属，就向上级汇报。”周秉德回忆。
“当时情况非常危急，必须赶在敌人动手之前，采取妥善措施。恩来同志亲自领导了这一工作，把中央所有的办事机关进行了转移，所有与顾顺章熟悉的领导同志都搬了家，所有与顾顺章有联系的关系都切断。两三天里，我们紧张极了……”当年参与组织撤退的聂荣臻回忆说。
4月28日，得知情报的陈立夫、徐恩曾派张冲等人赶到上海中共中央的一个秘密机关，却一无所获。陈立夫问旁边的特务：“刚才见到什么人？”对方答道：“进入弄堂时与一个气质庄重的女子和一个行色匆匆的老头擦肩而过。”
顾顺章后来得知此信息时说：“那女子是周恩来，那老头是陈赓。”陈立夫哀叹：“抓住周恩来，只差5分钟。”
转自“文史博览”：http://www.yidianzixun.com/article/0PkBZnKz
